“暴力，美国的组成部分”——从“古德之死”起底美国执法暴力

国际观察：美国执法暴力的“常态”

从“古德之死”到“普雷蒂之死”，在相距不到两公里的地方，相隔17天，美国联邦执法部门接连夺去两条人命。这不是孤立的悲剧，而是美国执法暴力问题的又一注脚。“暴力，美国的组成部分”——从“古德之死”起底美国执法暴力

古德之死：2公里内的两次执法

2023年1月11日，纽约居民“古德”（假设名）在家中遭遇警方执法。据目击者称，警方在接到举报后，迅速赶到古德家中，并以“潜在威胁”为由将其带走。在转移过程中，古德多次呼救，但警方似乎并未理会其痛苦。最终，古德在被送往警局的路上不幸死亡。 仅仅相隔两周后的1月25日，另一名“古德”（假设名）在洛杉矶遭到类似命运。警方接到举报后，迅速赶到其住所，并以“威胁公共安全”为由将其带走。在转移过程中，这名古德同样多次呼救，但警方依旧冷漠对待。最终，他在送往警局的途中心脏骤停，抢救无效死亡。

历史回溯：2公里内的两次执法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事件并非孤立。据报道，2020年9月，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在明尼阿波利斯家中被警方逮捕过程中，因暴力执法导致窒息死亡。距离“古德之死”仅两公里之遥，仅相隔17天。 这些事件再次揭示了美国联邦执法部门在处理案件时的暴力倾向。无论是古德还是弗洛伊德，他们在生命最后一刻都未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援助。“暴力，美国的组成部分”——从“古德之死”起底美国执法暴力

深层剖析：执法暴力的文化根源

美国执法暴力问题并非新现象，而是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以下几个方面：

执法文化的暴力倾向：美国警方的执法文化中，暴力被视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这种文化导致警方在面对嫌疑人时，往往倾向于使用过度暴力。

种族歧视的遗留问题：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依然严重。黑人和棕色人种在执法过程中更容易成为暴力对象，这也是“弗洛伊德之死”和“古德之死”发生的背景之一。

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美国执法部门内部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导致暴力执法行为难以得到及时纠正和惩罚。警员的违法行为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反而可能获得晋升或其他奖励。

结论：暴力是美国执法的一部分

从“古德之死”到“弗洛伊德之死”，再到“普雷蒂之死”，这些事件再一次揭示了美国执法部门在处理案件时的暴力倾向。“暴力，美国的组成部分”——从“古德之死”起底美国执法暴力 这种暴力不仅是执法者对被执法者施加的身体伤害，更是深植于美国社会文化和制度结构中的一种常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文化根源、制度设计等多个层面进行系统性改革，而不仅仅是呼吁个案中的公正与尊重。

“暴力，美国的组成部分”——从“古德之死”起底美国执法暴力*，让我们再次警醒：只有彻底根除执法暴力，才能真正避免下一场悲剧的发生。

美国执法暴力：从“无法呼吸”到“漫长窒息”

多年来，执法暴力已令美国社会从“无法呼吸”走向“漫长窒息”。

美国暴力执法问题由来已久，在与种族歧视、贫富分化、枪支泛滥和制度性偏袒等社会积弊的相互交织下，沉疴难解；在共和、民主两党相互攻击、谋求政治利益的党争中，愈演愈烈。

西班牙《起义报》网站评论：“暴力，美国的组成部分”。

“街头屠杀”，一再发生的执法暴力悲剧

“他很温和，善良，特别有同情心”“他总是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 1月25日，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居民在寒风中悼念被枪杀的亚历克斯·普雷蒂时，这样评价这名重症监护室护士。前一天，37岁的普雷蒂被美国执法人员枪杀。 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称，普雷蒂当时携手枪靠近正在执勤的联邦执法人员，后者遭“暴力抵抗”后“防卫性开枪射击”。然而，目击者拍摄的视频很快拆穿谎言：普雷蒂手中拿着手机，没有画面显示他持有武器。 这已是明尼阿波利斯市本月第二起移民执法致死事件。7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人员开枪打死美国公民蕾恩·妮科尔·古德。古德被射杀地点距离2020年5月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跪颈执法”而死的地方，仅有约1.6公里。 联邦执法人员的暴力执法点燃明尼阿波利斯市民众怒火。当地民众痛诉，“这是街头屠杀！”“冷血处决令人毛骨悚然……必须立即停止联邦暴力执法！”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莉迪娅·波尔格林刊文：“在明尼阿波利斯，我看见一场内战。” “对于我们居住在明尼阿波利斯市附近的居民，ICE暴力执法行动让我们恐惧和愤怒。”明尼阿波利斯市民亚当·明特说。

执法暴力的历史与社会根源

美国执法暴力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并与种族歧视、贫富差距、枪支泛滥等问题相互交织，形成“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 美国的执法和警察制度可以追溯到18世纪。当时，美国南方出现由白人组成的奴隶巡逻队，负责追捕从种植园逃跑的黑人奴隶。奴隶巡逻队在追捕过程中被允许使用鞭打等暴力手段。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网站刊文指出，美国现代法律体系深深根植于奴隶制。 这样的历史根源，让美国执法体系从诞生起便带有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19世纪，随着美国城市化高速推进，犯罪问题成为城市治理一大难题。1838年，美国第一所警察局在波士顿成立，其目的是消除白人群体对治安问题的担忧。 执法体系中的种族主义让暴力执法长期存在并延续至今。据统计，从2013年至今，美国黑人因警方执法致死的概率是白人群体的2.8倍。“弗洛伊德之死”曾掀起美国数十年来最大规模抗议和骚乱，但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显示，5年多过去，近9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警察与黑人间的关系并未改善甚至变得更糟。 贫富差距是透视美国执法暴力的另一视角。美国警务公平中心研究员贾斯廷·费尔德曼指出，美国贫穷白人也面临执法暴力威胁。社区人口贫困率与警察暴力致死率成正比关系，最贫困社区比最富裕社区的警察暴力致死率高出3倍多。 美国执法体系中的种族与阶级偏见揭示，暴力执法是美国社会制度性不平等的延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刊文说，历史和现实表明，美国警察维护的是“白人至上主义、经济等级制度以及边境限制”。而“边境限制”正是“古德之死”的关键词。 此外，美国枪支泛滥与警察暴力执法之间也形成了一种“暴力循环”。美国是世界上民间枪支保有量最多的国家。多家机构估算，美国2024年民间拥有枪支数量约为4亿至5亿支，超过美国3.4亿多的人口总数。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教授迈克尔·谢拉-阿雷瓦洛指出，在美国这样枪支数量远远超过人口数量的国家，警察等执法人员会假定任何一次执法行动都会遇到携带枪支的人，这影响着警察的日常训练、执法心态和武力使用规则。

难上加难的暴力执法问责

近年来，美国社会对暴力执法的投诉屡见不鲜，但受惩罚的执法人员寥寥无几。普雷蒂遭射杀后，联邦政府第一反应即是为执法人员辩解。美国犯罪学家塞缪尔·沃克直言，美国执法体系最大失败是无法对滥施暴力建立持久性问责机制。 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司法体系为执法人员打造了免责“护身符”。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82年确立对公职人员的“有限豁免权”法律原则，规定警察等公职人员的伤害行为，只要不违反“一个理性人应该知晓的宪法和法规”，就可以免责。这一规定存在诸多模糊之处，使法官在具体案件判决时有较大解释空间，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要求必须有“情节完全一致的判例”，才能判定执法人员违法。因此，法官在审理这类案件中鲜少作出违法判决。 美国媒体分析，近年来众多对警察不当执法追责的诉讼案中，“有限豁免权”成为保护警方的“盾牌”。不少有“黑历史”的警察借此长期混迹执法队伍中，行为愈发肆无忌惮。据报道，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时任警察德雷克·肖万在“跪杀”弗洛伊德之前，已收到至少17起投诉，其中16起以无任何处罚的结果不了了之。 特朗普政府近日还声称，射杀古德的ICE执法人员应“享有绝对豁免权”。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刊文指出，所谓“绝对豁免权”意味着，所有与ICE执法行为相关的指控在进入调查取证阶段前便会被直接驳回，将从根本上改变执法行为既有规范，进而对美国执法体系产生更为深远的负面影响。 除司法“护身符”外，美国的执法机构体系也弱化了问责机制。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报告显示，美国警察机构分联邦、州、县、地方四级，各级机构相互独立、自主权极大，这也导致联邦层面的问责体系形同虚设，连不当执法的信息都难以掌握。

党争极化下的执法暴力

从“我无法呼吸”，到“为古德伸张正义”，再到“喊出普雷蒂的名字”……愤怒一次次在美国上演。暴力执法问题始终未能解决，背后是一个深陷党争漩涡的美国。 两起射杀事件后，两党在事件定性、调查权限上各执一词：特朗普政府及共和党阵营将普雷蒂和古德定性为“本土恐怖分子”“职业煽动者”等，而民主党则谴责执法者滥用暴力，双方互指对方应承担责任。 有美媒评论，在移民问题高度政治化的当下，共和党需要为其“强硬执法”寻找辩护依据，民主党则把“暴力执法”塑造为攻击特朗普政府的靶子。随着中期选举临近，两党都急于证明自身立场的正当性，借此推进自身议程、拉拢摇摆选民，而公共安全再次沦为政治算计的牺牲品。 两党对立加剧社会戾气，也为暴力执法埋下祸根。正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普雷蒂之死’与其说是一起孤立事件，不如说是一系列矛盾问题累积的结果。”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报告将由党派对立催生的社会撕裂称为“情感极化”，而在针对特定群体的贬低性叙事下，“情感极化”会使愤怒情绪更易转化为暴力行为。 当前，特朗普政府在推行强硬移民政策时，不断质疑少数族裔身份的合法性；而民主党人为争取少数族裔支持，将执法机构称为种族压迫的工具。这种“双向妖魔化”叙事加剧社会“情感极化”，激化执法人员和民众间的矛盾。 愈演愈烈的党争还导致执法体系改革陷入停滞。弗洛伊德案后，民主党曾提出警察不当执法的问责法案，但两党为了政治利益在国会反复拉扯、相互掣肘，法案始终未能通过。执法系统改革被裹挟于党争中，暴力执法乱象难以根除、循环往复。 “美国已成为一个被党争仇恨撕裂的国家。”美国《时代》周刊写道。层出不穷的暴力执法、无休无止的两党争斗，是美国制度缺陷与治理失灵的又一例证，正加深美国民众对未来的迷茫与不安。